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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资本论》第I部类的积累

1、货币贮藏

显然,投在构成第I部类的许多产业部门的资本,和投在每一个这样的产业部门内的不同的单个资本,都会由于它们的年龄不同,也就是由于已经经历的执行职能的时间不同,——完全撇开它们的规模、技术条件、市场关系等等不说,——处于剩余价值相继转化为可能的货币资本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无论这种货币资本是要用来扩充它们的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还是要用来创立新的工业企业(这是扩大生产的两种形式)。因此,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把他们的已经增加到相应数量的可能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也就是用通过剩余价值的货币化而贮藏起来的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即追加的不变资本要素;而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仍然从事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贮藏。因此,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一方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并且每一方在这两种作用中都只起一种作用。

例如,A卖给B(可以代表一个以上的买者)600(=400c+100v+100m)。他已经卖掉商品600,换成货币600,其中100代表剩余价值,他把这100从流通中取出,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但是这100货币不过是剩余产品即价值100的承担者的货币形式。货币贮藏根本不是生产,因此一开始也不是生产的增长。资本家的活动,在这里,不过是把出售剩余产品100所得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抓住它,把它扣留下来。这种做法不仅在A方面发生,而且在流通领域的许多点上,还有其他资本家A’、A”、A”’,都同样热衷于这种货币贮藏。因此,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象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但是必须注意,远在商品流通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以前,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已经产生了货币贮藏;社会现有的货币量,总是大于它处于实际流通中的部分,虽然这一部分会由于情况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同样的贮藏货币和同样的货币贮藏,不过现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

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聚在银行等等的手中,而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在这里,生利的意思就是增长),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A所以能进行这种货币贮藏,仅仅是因为就他的剩余产品来说,他只作为卖者,而不接着作为买者出现。所以,他的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连续生产,就是这种货币贮藏的前提。在只考察第I部类内部的流通这种场合,作为总产品的一部分的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和总产品的实物形式一样,是第I部类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说,属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范畴。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在B、B’、B”等等买者手中,它将会变成什么,将会执行什么样的职能。

在这里,首先要记住一点:尽管A从流通中取出相当于他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把它贮藏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也把商品投入流通,而没有以此从流通中取出其他商品,因此,B、B’、B”等等就能够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取出商品。在这个场合,这种商品,按照它的实物形式和它的用途来说,是要加入到B、B’等的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动要素中去的。A有储蓄,就意味着B在投资。所以,不能单纯地因为储蓄较多,就认为投资不足。关于这一点,等我们涉及剩余产品的买者B、B’等时再谈。

我们在这里附带指出:和以前考察简单再生产时一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年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交换,也就是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流通(这种流通必须同时包括资本的再生产,以及资本重新恢复它的不同形式: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其前提决不是接着以卖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买,或者接着以买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卖,以致事实上,象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贸易学派所假定的那样,只有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我们知道,固定资本一经投入,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就不用更新,而是以它的原有形式继续发挥作用,它的价值则逐渐地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我们又已经知道,IIc的固定资本(IIc的全部资本价值转化为在价值上与I(v+m)相等的要素)的周期更新的前提,一方面是IIc中要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部分的单纯的买,与此相适应的是Im的单纯的卖;另一方面是IIc中要沉淀为货币的固定(损耗)价值部分的单纯的卖,与此相适应的是Im的单纯的买。在这里,交换正常进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IIc的单纯的买,按价值量来说,和IIc的单纯的卖相等;同样,Im对IIc第1部分的单纯的卖,也和IIc第2部分的单纯的买相等(第520—521页)。不然,简单再生产就会遭到破坏。一方面的单纯的卖,必须由另一方面的单纯的买来抵销。同样,这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Im中A、A’、A”的货币贮藏的部分的单纯的卖,和Im中B、B’、B”要把贮藏货币转化为追加生产资本要素的部分的单纯的买保持平衡。

既然平衡的形成是由于买者后来作为出售同等价值额的卖者出现,卖者后来作为购买同等价值额的买者出现,所以,货币会流回到在购买时预付货币的、在重新购买之前先已出售的那一方。但是就商品交换本身、就年产品的不同部分的交换而言,实际平衡要取决于互相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额。

但是,既然发生的只是单方面的交易,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卖,——并且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年产品的正常交易决定了这种单方面的形态变化,——所以,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销。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所以,现代庸俗经济学所强调的“均衡”,只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诡辩性质。这种均衡,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即使达到也绝不是稳定的,而是稍纵即逝的。

我们还知道,在Iv和IIc的相应价值额交换时,正是对IIc来说,第II部类的商品最后由第I部类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所补偿,所以在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方面,他的商品的出售是事后以第I部类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的购买作为补充的。这种补偿是会发生的;但是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他们的商品转化中并不是互相交换商品。IIc把他的商品出售给第I部类的工人;第I部类的工人是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IIc相对立,而IIc则是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第I部类的工人相对立;IIc用他这样得到的货币,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相对立,而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则用Iv的数额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IIc相对立。只是由于出售这种商品,第I部类最后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重新再生产出它的可变资本。如果第I部类的资本用Iv的数额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第II部类的资本相对立,那末,它在劳动力的购买上就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I部类的工人相对立。如果第I部类的工人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即生活资料的买者)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那末,他们就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即他们的劳动力的卖者,和第I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

第I部类的工人要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有一部分要再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有一部分要用不变资本IIc的实物要素来补偿——这一切必要的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它们是用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媒介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彼此独立进行但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

2、追加的不变资本

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对于它的占有者,第I部类的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他们用不着按任何方式预付货币或商品,就可以得到它。预付(avance),在重农学派看来,就已经是在生产资本的要素上实现的价值的一般形式。因此,第I部类资本家预付的,不外是他们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人不仅通过自己的劳动,为他们保存了不变资本;不仅用一个新创造的具有商品形式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为他们补偿了可变资本价值;而且,工人还用自己的剩余劳动,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以剩余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他们通过相继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形成了货币贮藏,形成了追加的可能的货币资本。在这里考察的场合,这个剩余产品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这个剩余产品,只有在B、B’、B”等等(I)的手中,才执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职能。但是,它在出售以前,在货币贮藏者A、A’、A”(I)的手中已经是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了。如果我们只考察第I部类方面的再生产的价值量,那末,我们就仍然处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因为没有使用追加资本来创造这个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剩余产品),也没有使用比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耗费的更多的剩余劳动。在这里,区别只在于所使用的剩余劳动的形式,只在于它的特殊的有用方式的具体性质。它是用来生产Ic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IIc的生产资料的,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前提是第I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即用在第II部类的商品上;所以,它只不过是由那种以自己的实物形式重新补偿不变资本IIc的生产资料构成的。因此,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I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II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I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完成这种过渡往往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于第I部类的有些产品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在两个部类起作用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过渡就容易些。

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只考察价值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简单说来,这种物质基础就是,直接用在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用在第I部类潜在的追加资本的创造上的第I部类工人的剩余劳动。因此,A、A’、A”(I)方面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通过相继出售他们的不需要任何资本主义货币支出而创造的剩余产品,——在这里也就只是追加地生产出来的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的货币形式。

潜在的追加资本的生产,在当前的场合(因为我们将会知道,这种追加资本还可以按完全不同的方法形成),不外是表示生产过程本身的现象,即生产资本的要素在一定形式上进行的生产。

因此,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流通领域许多点上的大规模生产,不外是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的多方面的生产的结果和表现,这种生产资本的形成本身并不是以产业资本家方面的任何追加货币支出为前提的。

A、A’、A”等等(I)方面的这个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向潜在的货币资本(贮藏货币)的相继转化,是由他们的剩余产品的相继出售引起的,因而是由没有购买作为补充的反复进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出售引起的,这种转化是靠反复从流通中取出货币以及形成与此相应的货币贮藏来完成的。这种货币贮藏,——金生产者是买者的场合除外,——决不包含贵金属财富的增加,而只包含到目前为止处于流通中的货币的职能的改变。以前,它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现在则作为贮藏手段,作为正在形成的、潜在的新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此,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和一个国家现有贵金属的数量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由此还可以得出结论:已经在一个国家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包括并入生产资本的劳动力,即剩余产品的创造者)越多,劳动的生产力,从而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发展,因而,剩余产品的量无论在价值方面或在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方面越大,那末,下列二者也就越大:

1、A、A’、A”等等手中的剩余产品形式的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和2、A、A’、A”手中的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产品的量,即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量。因此,如果说,象富拉顿这样的人,不想知道普通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只知道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生产过剩,那就再一次证明,甚至最优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制度的机构。

如果由资本家A、A’、A”(I)直接生产和占有的剩余产品是资本积累即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基础——虽然它要到B、B’、B”等等(I)手中,才实际以这种资格执行职能,——那末,当它还处于蛹化成的货币的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只是逐渐形成的潜在货币资本时,它是绝对非生产的,它在这个形式上虽然和生产过程平行进行,但却处在生产过程之外。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dead weight)。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得以存在的基础。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剩余产品就是由于它执行职能而产生)的总额越大,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的剩余产品的量也就越大。但是,当每年再生产的潜在货币资本的量绝对增大时,这种资本的分裂也就会更容易,因此,这种资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个特殊的企业,不论这个企业是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还是在另一些人(例如参加遗产分配的家庭成员,等等)手中。在这里,货币资本的分裂是指: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入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

剩余产品的卖者A、A’、A”等等(I)取得的剩余产品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这个生产过程除了在简单再生产上也需要预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外,并不以进一步的流通行为作为前提,其次,他们因此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提供了现实基础,并实际生产了潜在的追加资本,相反地,B、B’、B”等等(I)的情况却不同。1、A、A’、A”等等的剩余产品,只有在B、B’、B”等等手中才实际作为追加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我们暂且把生产资本的另一个要素,追加的劳动力,即追加的可变资本撇开不说);2、这种剩余产品要到达B、B’、B”等等手中,还需要一种流通行为,即他们必须购买这种剩余产品。

关于第一点,这里应当指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潜在的追加不变资本)虽然是由A、A’、A”(I)在当年生产的,但是要到下一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能够实际在B、B’、B”(I)手中作为产业资本执行职能;关于第二点,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流通过程所必需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既然B、B’、B”等等(I)生产的产品本身重新以实物形式进入同一个生产过程,不言而喻,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就会相应地直接(没有流通作为媒介)转化为他们的生产资本,并且作为不变资本的追加要素进入这个过程。但是,与此相适应,他们也没有把A、A’等等(I)的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撇开这些不说,那末货币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和A、A’等等一样,通过出售各自的剩余产品,形成了他们的货币贮藏,而现在他们已经达到了目标:现在他们以贮藏货币积累的、还仅仅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应当实际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来执行职能。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是在这里兜圈子了。问题仍然是:B等等(I)以前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然而,我们从考察简单再生产中已经知道,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必须有一定量货币,以便交换他们的剩余产品。在简单再生产中,仅仅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会按照各该资本家为交换各自商品所预付的货币的多少,回到各该资本家手中;在扩大再生产中,同样的货币会再出现,但是它们的职能改变了。A等等和B等等(I)将交替地提供货币,以便使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并且交替地把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作为购买手段再投入流通。这时货币是金身、银身,还是电子身已不重要。

这里唯一的前提是:国内现有的货币量(假定流通速度等等不变),既要足以适应能动的流通的需要,也要足以适应贮藏货币的储备的需要。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前提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也是必须具备的。不过贮藏货币的职能在这里是不同的。现有的货币量也必须更大,1、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切产品(新生产的贵金属和生产者自己消费的少量产品除外)都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所以必须通过蛹化为货币的阶段;2、因为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商品资本的量及其价值量,不仅绝对地增大,而且无比迅速地增大;3、因为日益增大的可变资本必须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4、因为新货币资本的形成和生产的扩大同时并进,因而它们的货币贮藏的材料必须是现成的。正是由于这种货币材料的不足,才导致原本是为了解决贵金属货币使用不便的缺陷而出现的信用货币向不能与贵金属兑换的纸币的转变,导致二战后西方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的崩溃。——以上所述,如果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阶段,即金属流通占主要地位,而兼有信用制度的阶段,是完全适用的,那末,对于仍然以金属流通为基础的信用制度的最发达阶段,也是适用的。一方面,贵金属的追加生产,只要时而增加、时而减少,就会不仅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而且在极短的时期内扰乱商品价格。纸币的供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整个信用机构不断地忙于用各种操作、方法和技术设施,把现实的金属流通限制在一个相对地日益缩小的最小限度,这样,整个机构的人为性质以及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也会相应地增加。这种机会同样存在于金融衍生产品中。

把潜在的新的货币资本用作能动资本的B、B’、B”等等(I),可能彼此购买和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的部分剩余产品)。在正常的情况下,为剩余产品的流通而预付的货币,按照B等等为他们各自的商品的流通而预付的货币的同一比例流回到他们各自手中。如果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那末,在这里只是当买和卖彼此不能相抵时才支付差额。但是重要的是,各处都象这里一样,首先要假定最简单最原始形式的金属流通,因为,这样一来,流出和流回,差额的抵销,总之,在信用制度内表现为有意识的调节过程的一切因素,才会表现为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而存在的东西,事物才会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后来所反映的形式表现出来。

3、追加的可变资本

因为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追加的不变资本,所以现在要转入考察追加的可变资本。

在第一卷,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力总是准备好的;在必要时,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数,即不用增加劳动力的量,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这里暂时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中可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应该转化时总会找到劳动力。我们在第一卷还论述过,一定量的资本,没有积累,还是能够在一定界限之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但是,这里要讲的是特定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因此,生产的扩大,要取决于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要取决于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的扩大。

金生产者能够把他的一部分金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来积累;只要达到必要的数量,他就能够把它直接转化为新的可变资本,而不必为此先出售他的剩余产品;同样地,他能够直接把它转化为不变资本的要素。但是在后一种场合,他就必须找到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或者象以上说明的那样,假定每个生产者都是为存货而生产,然后把他的成品送往市场,或者假定每个生产者都是为订货而生产。在这两个场合,都是以生产的实际扩大为前提的,也就是以剩余产品为前提的;在前一个场合,剩余产品是实际存在的,在后一个场合,剩余产品是潜在地存在的,是能够供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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