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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只有在实物形式上为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由于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比如说,如果100镑预付货币额在今年转化为资本,生产了20镑剩余价值,那末,在明年及以后各年它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

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虽然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但是这种重复或连续性,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

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就产生了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经济学家的公式II,这个公式把工资表现为产品本身的一部分。

这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再生产的产品中不断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当然,资本家用货币把这个商品价值支付给工人。但这些货币不过是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时候,他以前的一部分产品就再转化为货币。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所谓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就是让工人过去的劳动来为别人抢工人现在劳动的果实。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反过来,现代庸俗经济学则要蓄意加深这种错觉。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凭据,让他们用来领取由工人阶级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凭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物化劳动预付给工人。以徭役农民为例。比如说,他每周3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3天在主人的田庄服徭役。他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而这一劳动基金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为换取他的劳动而预付的支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从来没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劳动的形式。一旦地主把徭役农民的耕地、耕畜、种子,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攫为己有,那末,徭役农民从此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6天,3天为自己,3天为现在变为雇主的过去的地主。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要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一定部分的产品仍要进入再生产。但是,既然徭役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徭役农民和过去一样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预付给徭役农民的资本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头脑狭隘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今天,劳动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现为资本的形式。现代庸俗经济学认为,徭役农民以前的收益,部分由于他的劳动,部分由于他自己的耕地、耕畜、种子的“资本”收入。如果有这么一种过渡社会形式,让我们比较徭役农民在失去“资本”前后的实际收入的变化情况,就可以考察所谓“资本”的收入到底有多少了。应当可以看到,农民“资本”的收入只不过勉强维持“资本”不缩水而已。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别人的无酬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1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五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末,在生产过程重复十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别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末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末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所谓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否也只是对工人的欠债而已呢?若如此,卖掉国有企业的所得应当全部用来偿付工人。这里表明,国有企业的工人虽然只是全部国民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在理论上可以具有对企业的控制权。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存在还是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有下列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所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所有者。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象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际上,穷人被维持在贫困生活中。”(《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31页)】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禹作敏的“将养活兵”,就是要兵永世为兵。一旦兵不想再做兵了,那就只好要了兵的命了。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就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者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时,有些场合已经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自己添加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劳动力的运转,正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在这里,他的消费资料只是一种生产资料的消费资料,他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但是,这表现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无关的无谓消耗。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为,真有天壤之别。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工人不愿“为资本家”生育的原因。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现代庸俗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使工人阶级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能消费劳动力所实际必要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假使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消费资料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动力,那末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别人财富的力量。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在它不断使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工人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不让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跑掉。工人的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这大概才是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的本意。工人逃不脱资本家的“看不见的手掌心”。他这种独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虚构来保持的。

从前,资本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就通过强制的法律来实现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风筝的自由只是在线没断的时候。例如在1815年以前,英国曾以严厉的刑罚来禁止机器工人向国外迁移。当人们非议国有单位用卡住档案不放的方法来限制人才流动时,并没有注意到,资本家也有种种方法来限制人身自由。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某位老师介绍,广东东莞的资本家为了限制熟练工人流往工资较高的深圳,便收买打工仔老家的地方官员,一旦熟练工离开东莞的工厂,地方官员就派人拆毁打工仔在老家的住房。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资本家竭力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算作属于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每当危机使这种工人阶级有丧失的危险时,这一点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大家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棉荒,把郎卡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纺织业工人抛向街头。于是从工人阶级自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出呼声,要求通过国家援助或国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当时《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发表了曼彻斯特前任商会会长艾德蒙·波特尔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下院被恰当地称为“工厂主宣言”。我们在这里举出几处有代表性的地方,这些地方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

“可能有人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 社会舆论坚决要求移民…… 雇主〈即棉纺织厂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想,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 如果靠公共基金实行移民,他就有权提出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这个波特尔接着谈到,棉纺织业是如何有用,如何“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国农业区的多余人口”,它的规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1860年占英国输出总额的5/13,它如何经过几年后,会由于市场特别是印度市场的扩大,并由于“按每磅6便士输入足够数量的棉花”而再行扩展。他继续说:

“时间(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 于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指活的劳动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郎卡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人们会记得,通常在必须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同一资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这时“主人”异口同声地说(见第13章):“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现在我们听到,这种机器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现在我们听到,这种劳动和技巧在30年中无法替换>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

这种发自内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宫廷侍卫长卡尔勃。

“…… 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经不起同劣等劳动供应不足的斗争…… 有人对我们说,工人自己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 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比如降低1/3,或5百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工人上面的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小租地农场主、比较优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办呢?输出国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我建议两三年内分批发行5—6百万公债;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依照特别法律的规定来使用,并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来保持受救济者的道德标准…… 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由于实行大规模的造成国内空虚的移民,以及把全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

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选中的喉舌,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类都属于资本家。一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另一类在夜间和星期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死机器不仅逐日损坏和贬值,而且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它的现有数量中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以致在几个月之内可以用新机器来替换而获得利益。活机器则相反,它延续的时间越久,历代的技能积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报》在回答这位大厂主时写道:

“艾·波特尔先生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以致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50万工人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因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作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尽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疯狂地胡闹。正如波特尔先生所说,再生产工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手里有机械师和货币,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超过我们任何时候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 波特尔先生谈到过一年、两年或三年工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或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迁移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50万工人和他们的70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这是必然会得出的——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 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铁、棉花一样看待的人的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

《泰晤士报》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益智游戏。“强大的舆论”实际上同波特尔先生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属物。工人被制止迁往国外。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继续享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他们仍然是“郎卡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

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是由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

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不要以为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多种经济成分现象只是一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如何保持住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象表面上说说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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