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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资本论》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如果一台单个的工作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末,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小生产可以间或地,并且也只能是暂时地同机械动力结合起来,那或是靠租用蒸汽,如北明翰的某些工场手工业,或是靠采用小型卡路里机,如织布业等的某些部门。在考文垂的丝织业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实验曾自发地发展起来。由几排小屋围成的方形场地的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过枢轴同各个小屋中的织机连接起来。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每台织机交2 1/2先令。不管织机是否转动,蒸汽费都得按周支付。每个小屋有2—6台织机,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赊购的,有的是租来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在过程的性质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大规模生产的场合,那些最近几十年间新兴的工业,例如信封制造业、钢笔尖制造业等等,通常都是先经过手工业生产,然后经过工场手工业生产这些短暂的过渡阶段才达到工厂生产。这种形态变化,在工场手工业性质的制品生产不是由顺序展开的过程组成,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的过程组成的地方,会特别困难。例如,这种情形对于钢笔尖工厂就是一大障碍。但是大约十五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自动机,可以一下子完成6种各不相干的过程。1820年手工业提供的第一批12打钢笔尖价格7镑4先令,1830年工场手工业提供的为8先令,而现在工厂提供给批发商的价格是2到6便士。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逐渐溶解,并不断发生变化。此外,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总之,就是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业。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例如,梯利先生在爱尔兰的伦敦德里所开设的衬衫工厂,就雇用着1000个工厂工人和9000个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

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对廉价劳动力和未成熟劳动力的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轻便的劳动,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毒物等等的侵害之下。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同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职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而现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的和杀人的一面。

(c)现代工场手工业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其实读者已经从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证。北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除雇用1万个妇女外,还雇用3万个儿童和少年,大多数都干着很重的活。他们在这里的有害健康的铸铜业、钮扣业、珐琅业、电镀业和油漆业中劳动。伦敦的各家书报印刷厂由于让成年和未成年的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博得了“屠宰场”的美名。在订书业中也存在着这种过度劳动,这里的牺牲品主要是妇女、少女和儿童。在制绳业中,未成年的工人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制盐、制蜡烛以及其他化工工场中,他们还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动力的丝织业中,织机是由少年来推动的,这种活简直能累死人。一种最丢脸、最肮脏、报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妇女来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们知道,大不列颠不仅自己拥有无数的破布,而且还是全世界破布贸易的中心。破布从日本、遥远的南美各国和卡内里群岛流进来。但是,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破布可以做肥料、床垫、再生呢绒,还可以当作造纸的原料。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除金属矿和煤矿之外,砖瓦工场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过度劳动、繁重的和不适当的劳动以及那些从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摧残。在英国,这种砖瓦工场只是间或采用新发明的机器(1866年)。从5月到9月,劳动是从早晨5点起到晚上8点止,如果是在户外晾干,则往往从早晨4点起到晚上9点止。早晨5点至晚上7点的工作日算是“缩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儿童从6岁起,甚至从4岁起就被使用。他们劳动的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甚至往往比成年人还要长。活很吃力,夏天的酷热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斯莱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000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30尺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粘土,并把它运到210尺远的地方去。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 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 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每个成型工<他是真正的熟练工人,又是一个工人小组的头>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这一班7个人的吃和住。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这种小屋通常只有2个房间,个别的才有3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通风很差。他们劳累一天,混身汗水,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这样的小屋多数都是混乱和肮脏的真正标本…… 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

所有这种工人从幼年起都酗酒,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砖工人自暴自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曾对南奥菲尔德的牧师说,先生,您感化一个制砖工人,那简直比感化魔鬼还难!”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4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1861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 现在,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

为了说明工场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西蒙医生还列出一张死亡统计表:略

(d)现代家庭劳动

我现在来谈谈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剥削领域和它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有个简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不过在这里,只要从花边业和草辫业中完全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没有发生竞争的部门中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

在英国从事花边生产的共有15万人,其中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大约有1万人,其余的14万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很少。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以从诺定昂贫民诊所特鲁曼医生的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在686个患病的花边女工(大部分是17岁到24岁)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

1852年每45人中有1人   1857年每13人中有1人

1853年每28人中有1人   1858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4年每17人中有1人   1859年每9人中有1人

1855年每18人中有1人   1860年每8人中有1人

1856年每15人中有1人   1861年每8人中有1人

肺病率的这种增长,一定会使最乐观的进步党人和最善于象孚赫那样撒谎的德国自由贸易论贩子感到满意的。

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是采用机器生产的真正花边业,而在英国,这一行业通常都已经采用机器了。我们要在这里略加考察的部门(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所谓家庭工人,而不涉及集中在手工工场和商店等处的工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边整理(对机织花边进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许多工种),另一类是手织花边。

花边整理当作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设“老板娘家”的妇女本身也是贫穷的。工场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定货,使用妇女、少女和幼童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地方是20至40人,有些地方是10至20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6岁,但有些儿童不满5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间有1 1/2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8点(有时是6点)干到夜里10、11或12点。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500至600立方尺的空间,在军医院里规定占1200立方尺。而在这样的小工房里,每人只有67—100立方尺。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为了保持花边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儿童们也往往必须把鞋脱掉,哪怕地面上砌的是石板或砖块。如果工人们也有与士兵们同样的500立方尺/人,那么许多士兵就是多余的了。显然,从工人们那里省出来的空间会远远大于多出来的士兵所占有的空间。

“在诺定昂,常常可以看到15个至20个儿童挤在一间也许不超过12尺见方的小房间里,一天24小时内要干15小时,这种劳动本身由于单调乏味而令人厌倦,而且劳动条件对健康极为不利…… 甚至年龄最小的儿童干起活来也紧张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手指几乎不能稍停一下或放慢一点。如果有人向他们问话,他们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误了一分一秒。”

劳动时间越长,“老板娘”用“长棍”来催促儿童的次数就越多。

“儿童们逐渐贫乏了。他们的劳动单调乏味,极费眼力,由于姿势持久不变而格外累人,当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快要结束时,他们简直象小鸟一样不能安静下来。这是真正的奴隶劳动。”

如果妇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这个家,在现代意义上,就是租来的一间房子,往往是一间阁楼)一道劳动时,情况更坏到不能再坏了。这种劳动在诺定昂周围80哩的地区内都可见到。在商店干活的儿童,晚上9点或10点下工时,往往还要给他一捆活,让他带回家去干。资本主义的伪君子这样做时,当然会通过他的雇佣奴才的嘴巴说上一句漂亮话:“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来帮着母亲干。现代庸俗经济学就很会说这样的漂亮话,比如帕累托最优之类。

手织花边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两个农业区域。一个是洪尼顿花边业区,包括戴文郡南海岸20哩至30哩宽的地带和北戴文的少数地方;另一区域包括白金汉、培德福德、北安普顿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杭廷登郡的邻近地区。农业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场。有些手工工场老板雇有3000多个这样的家庭工人,主要是儿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边整理那里见到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只不过“老板娘家”被贫穷妇女用自己小屋开办的所谓“花边学校”代替了。这些学校里的儿童从5岁起(有时还要小)劳动到12岁或者15岁。年龄最小的儿童在第一年每天劳动4至8小时,稍大一些就从早晨6点劳动到晚上8点或10点。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卧室,为了挡风,烟囱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自己。有的地方,这些所谓教室象个小贮藏室,连安装火炉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破旧的小屋异常拥挤,空气坏极了。此外,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四周的垃圾也产生着有害的影响。”

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

“在一所花边学校里,有18个女孩和一个老板娘,每人占有33立方尺的空间;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学校里,有18个人,每人占有24 1/2立方尺。在这个行业中,竟雇用2岁到2岁半的儿童干活。”

在白金汉和培德福德这两个农业郡中不从事手织花边业的地方,草辫业就兴起了。这种行业扩展到哈特福郡的大部分地区和艾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1861年,从事草辫业和草帽业的共有48043人,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子3815人,其余都是妇女,20岁以下的有14913人,其中儿童近7000人。在这里,“草辫学校”代替了花边学校。孩子们通常从4岁起,有时在3岁到4岁之间,就开始在这里学编草辫。他们当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们自己都把初级小学称为“自然的学校”,来和这种吸血的场所相区别。他们到这种地方来劳动,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挨饿的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30码。下工后,母亲往往还要孩子在家里再劳动到夜里10、11以至12点。他们不断用唾液把麦秆润湿,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医生所综合的伦敦卫生视察员们的共同意见,在卧室或工房中,每个人至少应占有300立方尺的空间。但是,草辫学校里的空间比花边学校还要小,每个人只有12 2/3立方尺、17立方尺、18 1/2立方尺,最多也不到22立方尺。调查委员怀特说:

“这些数字中的最小的数字,比一个装在每边各3尺的箱子里的儿童所占的空间还要小一半。”

这就是孩子们在12岁或14岁以前的生活享受。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资本主义是造成东西方亲情观不同的根本原因。而电影《刮痧》所表现的西方世界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名义对家庭关系的干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在其历史上彻底毁灭家庭亲情而造成的对未成年人的残酷压迫的一种修正,但后来却成了西方人自以为优于东方家庭关系的一种“先进”文明。

“难怪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 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 许多妇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未到成熟年龄就有了,这种情况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统计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惊。”未婚先孕也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现在居然成了一种时髦,可见,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但是,堪称基督教权威人士的蒙塔郎贝尔伯爵竟然声称,这些模范家庭的祖国是什么欧洲的基督教模范国家!希望今天的中国不是与这样的“模范”国际接轨。

在上述两个工业部门中,工资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辫学校,儿童的最高工资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3先令),而由于实行实物工资制(这种制度在花边业区特别盛行),工资比它的名义数额就更低了。

(e)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

单靠滥用妇女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单靠掠夺一切正常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劳动力的便宜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而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的便宜化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剥削,随着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当这一点终于达到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采用机器和把分散的家庭劳动(还有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变为工厂生产的时刻就来到了。

“服饰”的生产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的分类,这一工业部门包括草帽和女帽业,便帽业,裁缝业,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衬衫业和缝纫业,胸衣业,手套业和制鞋业,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行业,如领带和硬领业等等。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些工业部门中雇用的女工总计有586298人,其中20岁以下的至少有115242人,15岁以下的有16560人。在联合王国(1861年),这类女工共有750334人。同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制帽业、制鞋业、手套业及裁缝业雇用的男工有437969人,其中15岁以下的有14964人,15岁至20岁的有89285人,20岁以上的有333117人。属于这一领域的许多比较小的部门还没有统计在内。但是我们就现有的数字来看,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根据1861年的调查,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1024267人,也就是说,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相等。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事“服饰”生产的有手工工场,它只是把具有现成的分散的肢体的分工在手工工场内部再生产出来;还有较小的手工业师傅,不过他们已不再象从前那样为个别消费者劳动,而是为手工工场和商店劳动,这样一来,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种行业,象制鞋业等等;最后,有所谓的家庭工人,他们生产大部分产品,成了手工工场、商店、甚至较小的手工业师傅的分支机构。大量的劳动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由大工业供给,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游离”出来的人组成。这一领域中的手工工场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拥有一支能适应需求的每一变动的后备军。但这些手工工场又允许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生产作为自己的广阔基础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这些劳动部门中,所以能大量地生产剩余价值,同时能使产品越来越便宜,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由于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转化为商品的人的血和汗日益便宜,销售市场曾不断地扩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扩大,而对英国来说,盛行英国习俗和爱好的殖民地市场尤其是如此。最后,转折点来到了。旧方法的基础是单纯对工人材料进行残酷的剥削,同时多少采用一些系统发展起来的分工。这种基础已经不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和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了。采用机器的时刻来到了。同等地占领这一生产领域所有部门(如女时装业,裁缝业,制鞋业,缝纫业,制帽业等)的具有决定性革命意义的机器,是缝纫机。

缝纫机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同所有在大工业时期征服新生产部门的机器的影响大体相似。年龄最小的儿童被排挤了。同家庭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穷人中的最穷者”)相比,机器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处境较好的手工业者的工资由于机器的竞争而降低了。新的机器工人完全是少女和年轻妇女。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妇女和未成熟儿童从较轻的劳动中赶走。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扼杀了最弱的手工劳动者。最近十年来伦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惊人增长,同机器缝纫业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使用缝纫机的新的女工,按照机器的轻重、大小及其性能,坐着或者站着,用手和脚或者单用手推动机器,她们要支出大量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由于拖得很长(虽然大多比在旧制度下要短些)危害着她们的健康。在制鞋业、胸衣业和制帽业等行业中,本来已经很小很挤的工场,现在再塞进缝纫机,对健康就更加有害了。调查委员洛德说:

“一走进有30到40个机器工人挤在一起干活的低矮的劳动场所,就感到受不了…… 温度(一部分是由烧熨斗的煤气炉发出的)高得可怕…… 在这些劳动场所尽管通行的是所谓适度的劳动时间,即从上午8点至下午6点,但每天照例还是有3个或者4个人晕倒。”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改革的这一必然产物,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过渡形式中完成的。这些过渡形式的变化,取决于缝纫机占领这一或那一工业部门的范围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工人当时的状况,取决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或家庭生产三者谁占优势,取决于劳动场所的租金,等等。例如,在劳动(主要通过简单协作)多半已经组织起来的女时装业中,缝纫机最初只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新因素。在裁缝业、衬衫业和制鞋业等行业中,种种形式交织在一起了。有的地方是真正的工厂生产;有的地方是中间人从资本家头儿那里取得原料,在“小屋”或“阁楼”里把10—50或者更多的雇佣工人聚集在缝纫机周围;最后,有的地方则象机器尚未形成有组织的体系而只能小范围使用时会发生的情形那样,是手工业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数外面雇来的工人一起,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缝纫机。在英国,现在盛行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资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产品分给家庭工人大军去进一步加工。但是,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变的趋势。对“路径”的依赖是极有限的。助长这种趋势的,首先是缝纫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里和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初步的缝纫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现在,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落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刺激了生产,并造成了市场停滞,从而迫使家庭工人出卖自己的缝纫机。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竞争局面。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机器中获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这里也象在一切类似的变革过程中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生震动,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轻型机器损坏很快等等,但经验很快就教会了人们克服这些障碍。如果说,一方面许多工作机在比较大的手工工场中的集中促进了蒸汽力的应用,那末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例如,英国生产服饰的庞大领域,正如大部分其他行业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从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家庭劳动过渡到工厂生产的变革。但在这以前,所有这些形式已经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完全变样、解体,变得畸形了,它们没有显示出工厂制度的积极发展因素,却老早就再现了工厂制度的一切可怕的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结集起来。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更大量的资本,才能在原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至于说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之间的中间形式以及家庭劳动本身,那末,随着工作日和儿童劳动受到限制,它们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是它们竞争能力的唯一基础。

工厂生产的重要条件,就是生产结果具有正常的保证,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或取得预期的有用效果,特别在工作日被规定以后更是如此。其次,被规定的工作日的法定休息时间,要求劳动能够突然地和周期地停顿下来,而不损害正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制品。当然,纯机械性质的行业同那些要经历某种化学和物理过程的行业(如陶器业、漂白业、染色业、面包业以及大部分金属加工业)相比,生产结果比较容易得到保证,劳动的中断也比较容易做到。只要不受限制的工作日、夜工以及对人力的肆意糟蹋照旧存在,每一种自然发生的障碍都会很快被看作生产上的永恒的“自然界限”。没有一种毒药消灭害虫能比工厂法消灭这类“自然界限”更有把握。没有任何人比陶器业的先生们叫喊“不可能”叫得更响亮的了。1864年,工厂法强制施行到他们身上,过了16个月以后,一切不可能都消失了。现代庸俗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也属于这种“不可能”。工厂法所引起的“用压缩代替蒸发制造陶土的改良方法,烘土坯的炉子的新结构等等,都是制陶技术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上一世纪无法比拟的制陶技术上的进步…… 炉温大大降低了,而煤的消耗大大减少了,土坯烧得更快了”。

同各种预言相反,提高的并不是陶制品的成本价格,而是产量,结果从1864年12月到1865年12月的12个月中,陶制品出口的价值比前三年的平均出口价值超过了138628镑。在火柴业里,少年们甚至在吃中饭时也得用火柴棍去浸蘸发热的磷混合溶液,这种溶液的有毒的气体直扑到他们脸上,这种情况过去被认为是自然规律。工厂法(1864年)的实施使工厂不得不节省时间,结果促使一种浸蘸机问世,这种机器发出的气体不会扑到工人身上。目前还没有受到工厂法约束的那些花边工场手工业部门还坚持认为,由于各种花边材料烘干时间长短不同,从3分钟到1小时或1小时以上不等,所以吃饭时间不能固定。对于这种说法,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回答说:

“这里的情况和壁纸业的情况一样。这个部门的某些主要工厂主曾激烈地争辩说,由于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质和这些材料要经过的各道工序的差异,突然停下劳动去吃饭,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按照《工厂法扩充条例》年第6节第6条的规定,自该法公布之日起给予他们18个月的期限,期满后,他们就必须遵行工厂法所规定的休息时间”。

议会刚批准这个法律,工厂主先生们就已经发现:

“他们原来预料实行工厂法后会产生的种种弊端并没有出现。我们没有发现生产有任何瘫痪现象,实际上,我们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

我们看到,英国议会(肯定不会有人责备它的独创性)根据经验已经认识到,仅仅一项强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碍于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所谓生产上的自然障碍。因此,当一个工业部门实行工厂法时,总要给予6到1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工厂主的事情就是扫除技术上的障碍。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蠢话!”,特别适用于现代工艺学。中国的立法者和规定的制定者要好好学习这一段。但是,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象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要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末,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

撇开纯技术上的和技术上可以排除的障碍不说,对工作日的规定还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规则的生活习惯的障碍,这特别是发生在这样的地方,那里盛行计件工资,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旷费的时间可以由以后的过度劳动或做夜工来补偿,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变得野蛮,使他们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毁灭。劳动力耗费方面的这种毫无规则的情形,虽然是对单调乏味的苦役的一种自发的粗暴反应,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本身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又是以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受限制的剥削为前提的。除了工业周期的一般的周期变动和每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市场波动外,还出现一种因航海季节的周期性或因赶时髦而形成的所谓旺季,此外,还会突然出现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完成大批定货的情况。这种短期定货的习惯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越来越变得经常了。例如,伦敦的一个工厂主说:

“铁路系统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大地助长了短期定货的习惯;买主现在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每隔14天来一次,或者是到我们供货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购货。他们不再象往常那样从货栈里购买,而是发出必须立即交货的定单。前几年,我们总是可以在淡季预先准备好下一季的需要,而现在谁也不能预言将会需要什么。”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场里,在所谓旺季,由于突如其来的定货,周期性地盛行着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那些分支机构里,即在本来就极不规则的家庭劳动领域里,原料和定货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情绪,在这里,资本家根本不用去考虑厂房、机器等的利用问题,而只是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险。在这个领域里,正系统地培育着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现代庸俗经济学则因为资本家有这种情绪,而赋予他“剩余索取权”。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

“雇主们利用家庭劳动习以为常的不规则性,在要完成紧急的活时,迫使家庭劳动延长到夜间11点、12点、2点,事实上,就象通常所说的,延长到随便什么时间”,而劳动场所又是“臭气熏天,简直会使你晕倒。你可能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但不敢往里走”。

有一个被询问的证人鞋匠说:

“我们的雇主真古怪,他们相信,让一个少年在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半年又几乎被迫到处闲逛,这对少年似乎没有什么害处。”

这些所谓“商业习惯”,同技术上的障碍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硬说成是生产上的“自然界限”,这也是棉纺织业巨头们在最初受到工厂法威胁时最喜欢叫喊的口号。虽然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但是经验已经揭露了他们的谎言。从此以后,任何一种所谓的“商业障碍”都被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看成是一种无聊的借口了。事实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极其认真的调查证明:在某些工业中,规定工作日只不过是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赶时髦的风气,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一切其他所谓不能控制的条件,也由于厂房的扩大、机器的增加、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以及所有这些变化对批发商业制度自然产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但是,正象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议会的一项普遍法令的压力下”,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在英国的议会里,地主和贵族有时会与资本作对一下,而这种作对有时抵消了资本的某些弊端,促进了生产和社会的发展。但在忙于招商引资的今天中国,在立法机构里与资本(有时)作对的一方又会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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